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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见山，不说废线多万元现金存额，怎么就弄得嫣然医院“没钱付房租”的境地?

　　医院成立之初，2012年救助人数为349人，占嫣然基金救助总人数的62%左右;2013年医院救助人数达到峰值为653例，占嫣然基金救助总人数1141人的58%;此后逐年递减，2018年96人，2019年125人;至2021年嫣然基金全年救助总人数391人，但在嫣然医院就诊人数仅56人，占比低至14.32%。

　　按道理，尤其是按李亚鹏方面的宣传说法，医院本不存在“免费救治”，都是由基金负责“报销”，而基金的资本来源则是社会募捐与财政下拨(红十字基金会定点拨款)——那么，为什么基金资助的孩子不在自己的医院就医，反而要去别的医院?

　　特别是，嫣然医院大部分孩子只完成了一次唇腭裂治疗，而不是像李亚鹏在视频里选择采访的那些“做了好几次手术”的家庭那般。

　　还有就是，嫣然基金受到监管，财务还是蛮清晰的;但是，嫣然医院的财务则是非常不透明，尤其是缺乏明细。

　　比如医院公示的2012年-2022年十余年间“接受捐赠及使用情况”显示，累计接受捐赠总额逾1.2亿，可是支出明细缺失，每年都只出具笼统的“主要用途和使用情况”。

　　像2021年医院的公示，年度捐赠款项89万余元、捐赠物资38万余元;但在介绍年度主要用途和使用情况时，这两项数据又变成了420万余元和34万余元……

　　包括早在2012年，红十字基金会在自己的“重大项目公示”中，由嫣然基金向嫣然医院支付的款项数字为4173万余元，然而嫣然医院自己公布的数据中，来自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捐赠款项却只有3437万余元。

　　还是上面那句话：嫣然基金受到监管，财务清晰;但是，嫣然医院的财务非常不透明，尤其缺乏明细。

　　如今，从近年来呈现的事实看，嫣然基金越来越倾向于不在嫣然医院就诊，这或许是导致医院财务恶化以至于付不起房租、倒逼李亚鹏动用网络舆论发动公众给他捐款的一大原因。

　　那问题就是：明明表面上看都是李亚鹏自己旗下的机构，怎么医院越来越得不到基金的信任?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故事?

　　如果像嫣然基金自己宣传的“已在全国建立30+家定点合作医院”是真的，那么貌似这种模式才更加科学可持续，而不是要在寸土寸金的首都单开一家医院。

　　实际上，嫣然基金也确实早就在降低对北京嫣然医院的依赖度，比如早就在搞的“天使之旅”手术下乡活动。

　　更何况，“必须去北京嫣然医院”的理由如果是“实现序列治疗”，那么事实也不符合这样的解释：根据嫣然医院自己的手术记录，多次手术(序列治疗特征)的比例约为60%，而在外地合作医院(天使之旅)这个比例约为40%——好像差距不那么大啊……

　　一个很残酷的现实是，自2013年9月与王菲离婚后，李亚鹏个人不仅失去了强大的政商资源，嫣然慈善项目也几近断供(香港资本圈的退场尤为扎眼)。

　　所谓“财务信息”，包括接受捐赠明细、各项支出明细以及与其对外宣传的「收支结构」的匹配度。

　　可能是我个人PTSD吧，古今中外太多所谓“慈善”“基金会”“娱乐圈明星加成”最后被撕开的真面目过于血淋淋。

　　震后四个小时，HH及其基金会就迅速反应，在其官网和微博上发布捐款呼吁，同时承诺：

　　十天时间内，HH弄到善款约2100万元;2013全年打着“雅安加油”的旗号，HH弄到善款足足4000余万元。

　　根据某基金官网公布数据，当时某基金借雅安灾事吸金达3.9亿——但是!截至2016年底，共支出仅2.56亿元(含4年行政支出)，占募款60.5%，尚有四成募款1.34亿躺在某基金账上。

　　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

　　按照招商银行公布的某基金4.6亿本金在2014年3月利息收入90.5万元的标准看，该筹资成本相当之高。

　　某基金的“雅安专项资金”到2013年底的“其他费用”项是27.8万元，如果冲抵，那么某基金在雅安地震专项资金的筹资费用即高达600万元左右，占同期雅安地震捐赠货币支出21.28%。

　　要知道，红十字筹资费用一般占同期支出的0.45%左右，某基金却是它的四十七倍……

　　2008年的汶川地震，很多人应算是印象深刻了，某基金正在那一年的天灾中一炮而红。

　　在那个南方系一统舆论江湖、鼓吹“一切交给市场”“国退民进”的年代里，某基金借势汶川救灾成为国内民营基金、私人慈善救灾组织的敛财龙头大户。

　　2008年5月中旬，假和尚在地震发生后没多久就率领成立刚一年的某基金赶往现场，号称“捐款2400万、假和尚个人捐助了840万”。

　　在救灾现场，假和尚亲力亲为、上阵搬运货物，数不清的记者“碰巧”看到了他，又“碰巧”给他拍了诸多照片并要给他做连载专访。

　　理事：冯仑、李连杰、柳传志、马化腾、马蔚华、马云、牛根生、王石、杨鹏、周惟彦、周其仁

　　如此巨额善款，当时除了三年来定向对灾区实施捐助支出约8000万元外，其余大部分难以自圆其说。

　　仅2009年第三季度，某基金的“管理费用”就高达157万元，占到了第三季度总支出的19.76%——这足够在贫困地区建十万个希望小学。

　　2011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三周年)，某基金公告财务，称在汶川地震灾区三年来已投入救援与重建支出1.08亿元。

　　但是，2011年12月31日，“某基金计划”与“上海某基金”注销，其清算报告显示：某基金为汶川灾区开展的救援和重建支出为1.03亿元——对比1.08亿元，其中约500万元哪里去了?

　　当时的财报还显示，王振耀任院长的“北师大某基金公益研究院”支出了805836.78元善款，用于“香港某基金公益院建设基金”。

　　可事后该公司也诡异地被注销，公司存续时期为2009年11月6日到2011年4月29日。

　　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促进司原司长王振耀，是帮助某基金获得公募基金资格的关键人物，媒体报道说他是“媒人”，没有他就没有某基金的公募身份。

　　原来，某基金曾拨付2000万成立“中国公益研究院”，王司长当院长、教授。

　　该院高调地与美国NGO联合举办国际慈善管理班，王振耀兼讲师，学费一期9.8万元，一年可收490万元。

　　还是2011年，某基金出资500万元(汶川救灾款)，与阿里巴巴、格莱珉信托在四川设立了一个所谓“阿坝州松潘县格莱珉有限公司”，该公司以年息10%放贷。

　　还有蒋怡李，原是民政部下一个救援队副队长，后来假和尚请他做某基金救援联盟总干事。

　　蒋怡李出资九万、程然出资一万，成立了北京伍捌捌伍户外救援技术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主要是技术咨询。

　　随后几年，某基金把善款中的915827元、1728639元、1166916元、600000元拨付给蒋怡李成立的这个小公司。

　　蒋怡李接受采访时公开说他们的救援是拉了赞助的，某基金只给他们报路费和吃饭补贴……

　　这和HH基金会一台音响花六千、一台相机花两万、一台电脑花三万……有啥区别?

　　除了繁杂的琐事疑点，真正让某基金和假和尚的深层面目为中国人民所知的，还得是他们与一些背景复杂的政治势力纠葛的可疑行径。

　　HH身为一名员，公然信教，多次在公开场合进行宗教言行的展示，这本身就需要她给出解释。

　　这事曾经闹得沸沸扬扬，我也不清楚他为什么竟能够毫发无损，也是蛮让人“佩服”的……

　　再有，就是2012年某基金与包括洛克菲勒家族在内的美国势力、外资项目展开接触的疑团。

　　从2014年开始，某基金向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旗下组织频繁注资超过七亿人民币。

　　截止2014年4月20日8点02分时，全国219家某金会参与过雅安地震募捐，接收社会捐款16.96亿元，已支出款物6.45亿元，占总收入的38%——而某基金一家独大收了近4个亿的捐款，拨付4000多万元，仅占9%。

　　某基金公布的年报中，2013年的管理费用是248万，员工工资616万，2014年的管理费用是424万，但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就飙升到1000多万。

　　2015年，某基金的管理费用又涨到548万，员工工资还是维持在1000多万居高不下。

　　请注意，某基金的风云岁月，正值中国周边国际局势较为危急的时段(北非中东“”、中国东海争端)，并在国内爆发了郭美美事件，沉重打击官办红会的公信力。

　　2020年，HH基金会同样是借新冠疫情拔地而起，并在此鼓动舆论，再度打击官办红会。

　　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她还在朝阳区北京公馆东塔楼租了间房，专门开设赌场，单场流水过百万。

　　2013年7月郭美美与揭阳一男子交易就收取30万港币，还不包括被各路干爹按月包养的收入。

　　别一说官方红会就一口一个“郭美美”，官办机构确实曾有瑕疵，比如2020年疫情期间武汉红十字会就出了不少丑态，但有政府公信力背书，这是民间NGO能比的?

　　官办红会真出了问题，有各级纪委监委坐镇，群众和媒体可以检举、可以揭发;但私人组织把你的钱卷走，试问跟谁哭诉?

　　更不要提那一堆“国际救援组织”，哪一个不是假救援、真敛财?非洲的疟疾、美国的飓风、澳洲的山火、日本的核灾、南美的疫情——哪家“国际救援组织”发挥作用了?对着镜头声泪俱下地作秀喊口号倒是一个顶十个。

　　天灾面前，能够依靠和信任的，只有我们的党，只有我们的党中央、各级红会、各级赈灾基层单位和人民军队，而不是境内外各路花里胡哨的NGO组织。

　　在理想的叙事中，民间慈善被描绘成社会温情的调节器、第三次分配的关键力量，是弥补市场失灵与政府缺位的道德典范。

　　然而，当拨开温情脉脉的面纱，审视过去二十余年全球慈善领域的现实图景，看到的却是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

　　从1992年美国联合劝募会总裁因挪用捐款锒铛入狱，到2011年乐施会在海地救援期间爆发的性丑闻，再到同年世界宣明会同样在海地的救援丑闻……

　　每当重大自然灾害或人道主义危机发生时，公众的同情心被激发，捐款如潮水般涌来——这对于某些慈善组织而言，与其说是一份沉重的责任，不如说是一场巨大的商机。

　　大量的资金流入，意味着组织规模的扩张、行政经费的增加和管理层影响力的提升。这催生了一个围绕灾难救援的“慈善产业”。

　　它们通过精心制作的宣传材料，将受助者的苦难进行“景观化”处理，以换取捐赠者的情感共鸣和慷慨解囊。

　　在这个过程中，受助者的尊严被剥夺，他们的形象被简化为一个个等待拯救的、无助的符号。

　　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将慈善行为本身变成了一种“消费”——捐赠者通过小额捐款，购买了一种“道德满足感”或“行善的愉悦感” ，而无需真正关心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方案。

　　这种消费主义逻辑，使得慈善组织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上镜”“催泪”的项目，而忽略了那些复杂、棘手但更为根本的社会问题。

　　经济丑闻也好，治标不治本也罢，将这些层出不穷的可疑案件仅仅归咎于监管不力或个人堕落是浅尝辄止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民间慈善，尤其是大型基金会模式已经不可避免地与资本的逻辑深度捆绑。

　　资本天然的逐利性、嗜血性和贪婪性，决定了无论披上多么温情的外衣，其核心驱动力始终是利润最大化、影响力扩张和权力巩固。

　　当慈善事业被资本逻辑所渗透和支配，其最终的堕落与异化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不论是金钱贪腐还是将慈善“景观化”。

　　各位应该还记得他捐赠的那几所学校在汶川地震中屹立不倒而被夸“质量过硬”“良心企业家”“大写的公益人”的事迹吧?

　　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由政府去统筹包办一切生存线性质的民生兜底工程，如菜篮子、村村通、希望小学、扶贫、扫黑、抗疫，等等(当然，在医保层面唇腭裂手术已经是能够享受各地比例不等的报销额度，这也侧面说明嫣然基金的“投入”其中有一部分国家本就是负责托承的)。

　　如果说连政府部门很多时候都会产生一些让公众质疑的新闻、闹剧、案件，那么民营企业/机构/组织的可信度在我个人看来只会低，不会高。

　　如今这种民间慈善大行其道、多年来一家又一家陷入争议不断之境地，实在是不必要出现的局面。